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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新经济治理的“新办法”

作者:阿拉木斯 | 来源: | 发布时间:2018-11-26



 

   几天前,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和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政策并扩大适用范围,扩大开放更大激发消费潜力,部署推进物流枢纽布局建设,促进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

   也就是说,在201648日实施的我国跨境电商“48新政”在几次被推迟之后,这一次终于有了确定的结论。按我的理解,其实就是对“48新政”的根本否定,并进一步制定真正适合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创新性政策措施。

其实,所谓的“48新政”并不新,其基本逻辑就是按照传统贸易的思路管制跨境电商,结果遇到强大反弹,不得不一再推迟,直到本次国务院会议一锤定音,确定了真正的新政。这一曲折的过程再一次证明了简单粗暴地按照治理传统经济的思路治理新经济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也再一次验证了李总理治理新经济的名言:“如果没有新办法,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微信”。

这个过程也让我们联想起刚出台的《电子商务法》,对于和48新政类似的2008年就开始的对于个人网店工商登记问题的“网店新规”,在从政府到平台到网商纠结了十年之后,也是终于一锤定音,确定了不需要强制工商登记的明确范围和标准。

两件事情极为相似,2008年的监管部门试图以完全等同于线下的主体登记监管电子商务,要求个人网店一律办理工商登记,在遇到极大反弹后,2010年出台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将这个事情在一定程度模糊化和搁置了,直到各方几经商讨、磨合、探索,终于在电子商务法里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新办法,真正体现了发展和规范的兼顾。

2008年的网店新规不新,我们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最好的“新办法”;2016年的48新政不新,我们经过两年半的探索,也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新办法”。从十年到两年半,虽然政府自我纠偏和创新的能力在明显提高,但就是这两年半,对于一日千里的数字经济,也是很漫长的。两年半之前没几个人了解区块链为何物。

事实反复证明,与其我们非要打着线上线下完全一样监管的旗号,制定那些有违新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措施,在几经碰壁之后再逐步纠错,不如直接、在尊重市场规律和业界经验的基础上直接出台“新办法”,减少政策试错成本和时间成本。

当然,能够纠错还是好的,不管是48新政还是网店新规,几经波折,我们还是找到了最佳的解决办法,实现了共赢。反观另一个重要的数字经济领域——网约车的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照葫芦画瓢,按照监管出租车的思路制定了网约车的监管政策,甚至还要严格于对出租车的监管。不仅网约车市场被管死了,广大消费者又不得不回到打车难和看出租车司机脸色的时代。在这个领域,我们甚至连认错和探索真正的“新办法”的勇气都没有!

新办法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命门”,没有“新办法”不仅没有今天的微信,更没有今天的BAT和支付宝,没有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奇迹。只有勇于承认我们需要不同于传统经济监管的新办法并积极探索新办法,我们才可能不断走出困境,实现新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持续增长,让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的中国奇迹继续发扬光大!

时至今日,我们亟待在这些丰富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总结如何找到新办法的方法论,指导我们的政策方向和探索。我们不妨试着为这些“新办法”画画像,让它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第一,“新办法”应该自下而上产生的,至少要充分综合自下而上的意见,经过网络经济实践的检验,才可能是立得住脚的。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新办法”应该来自于网规。我国电子商务法和消费者保护法分别确立的个人网店工商登记制度、网购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制度都是新办法,都是来自于网规的;

第二,“新办法”的方向应该是降低门槛,而不是提高。“新办法”应该与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的方向一致。从这个角度,就可以得出我们的网约车新政不是“新办法”的结论,因为它其实是提高了门槛,出租车没有轴距和很难的司机准入考试的限制。不过,在降低了政府许可的硬门槛后,由于有市场化的信用制度等软门槛约束,实际的总体治理水平并不会降低;

第三,“新办法”应该是互联网化的,是经济且高效的,具有互联网简单形象的特质。比如淘宝信用的星、钻、冠等级等做法,复杂的不是新办法。还比如,传统的公共自行车的停车装置虽然看似整齐有序,却是非常复杂和高成本的,下雨天还有漏电等新的问题;而共享单车的摆放可以通过电子围栏规范,即低成本又无形,还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当然还不会漏电。

第四,“新办法”应该具有颠覆性,不是对旧办法的缝缝补补,应该是质变不是量变。我们很多的互联网政策失败之处就在于一方面试图简单粗暴地使用传统经济的治理模式套用互联网;另一方面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数字经济的特殊性,但由于缺乏创新的勇气,就总是在旧的管理方法基础上不断缝缝补补,无法产生出真正有价值的探索和新办法。在我看来,我们在网约车和互联网金融政策领域,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实新办法是被逼出来的,当实在缝补不下去的时候,才可能有背水一战、大胆创新的政策出来。

我们不妨举这样一个例子,去年浙大推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新办法”,引发巨大争议,就是可以以网文的点击数计算为在核心期刊发表了文章,而去评职称。不管这种做法具体在这个问题上的合适与否,但这种敢于吃螃蟹的勇气还是非常值得我们肯定的,这也正是“新办法”最需要的思想方法土壤。也只有拿出这样的思路,我们在网约车和互联网金融的政策发展上,才可能闯出一条真正兼顾规范与发展的中国道路来。

总之,新办法的背景是新经济,如果新经济本身立不住脚,我们也不用探索什么新办法。在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一再确认了新经济的必然性,以及完全不同于工业经济的特质的大背景下,我们对新办法就应该有更高层面的认识和概括,才对起我国互联网产业界二十年来的创新和贡献。

我国二十年的互联网治理实践其实已经一再告诉我们: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难点问题,其实出路只有一个——通过制度创新、找到适合的、发展和规范兼顾的新办法。即便是各种加强监管的呼声,也应该是使用新办法和多元治理下的加强监管,否则如果还是在不适合新经济发展的传统治理模式下因为特殊的消费者安全等原因强化监管,依然因循政府独家治理的格局,得到的只会是牺牲了发展的规范,不是发展信息社会治理的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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